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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要不要保护,如何保护?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原作者:佚名 原发布日期:2017-05-19 点击量:53

  【编者按】  主持人汪涵独自出资465万元,在湖南发起了一项方言调查“響應”计划。“響應”就是对应“乡音”这两个字。他们计划用5年到10年的时间,对湖南53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研究,用声像方式保存方言资料,进行数据库整理后无偿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作为湖南省博物馆永久的人文类史料保存起来。(《新华每日电讯》5月5日12版,扫描左边栏二维码可阅读)
  本报报道刊发后,有无必要保护方言、如何保护方言,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青年报》随后的一项调查显示,逾七成的受访者认为,年轻人依然有必要说方言。
  没有乡音,何处遣乡愁?一句句方言,连缀着一份份情感,也连缀着太多人关于故乡的记忆。在长期的使用中,方言早已衍化为一种身份识别的“符号”,成为拉近人们情感、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第46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邀请新华社记者、业内专家、文化学者共同探讨方言保护的可行路径,以期为赓续乡愁提供借鉴。

  留下乡音留下方言,或许不能再迟      梁建强
  在湖北咸宁,有一位六旬老人,因为自费出版一本书而小有名气。这本叫《咸宁话》的书,包含了咸宁市6个县、市、区的1万多条方言的注释以及例句、出处等。作者陈大银是一位退休老人,为编纂这本当地的第一本“方言词典”,他前后花了9年时间搜集整理材料、反复考证。
  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还是自费出版,值吗?“值!再不整理,就晚了。”老人说。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普通话得以更广泛地应用,而方言的使用人群和使用范围则不断缩减。对许多“90后”“00后”而言,方言更是早已成为一个遥远的概念。
  方言,本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学家刘半农曾说过,方言是一种“地域的神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方言已逐渐形成完整的语音结构系统、词汇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系统,并已成为区域内民众进行社会交际的一种联结纽带。方言富有特色的表达,往往与一个地方的风俗、文化等相互融合,是乡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句句方言,连缀着很多人关于故乡的记忆。在长期的使用中,方言早已衍化为一种身份识别的“符号”,成为拉近人们情感、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在急遽变化的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如果方言与故乡的过往一并凋零,乡愁也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无论是出于情感传承,还是从文化传承等角度考虑,方言都应当受到保护。
  需要明确的是,关于方言的使用、普及、推广的场合、范围以及覆盖人群等相关的规范与要求或可探讨,但保护、传承好方言,让这一承载着群体乡愁的文化记忆不致在时间的冲刷中消失、堙没,应当成为一种共识。
  不过,保护方言不能只停留于理念层面。要实现“记得住乡愁”的目标,必须落脚于切实可行的举措之中。作为一种口口相传的语言文化资源,方言文化一旦消失就很难恢复。因而,保护工作必须重视提前介入、全面推动。
  更好地保护方言,民间层面的传承与保护必不可少,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动作为同样不可或缺。2016年,湖北省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湖北片区项目,依托一批高校,湖北建立了10支调查团队,计划在3年内完成对省内50个汉语方言点的调查和记录。政府部门的积极介入,为系统、全面、深入地开展相关的调研和保护工作,创造了优渥的外部条件。
  保护好方言,还离不开新科技、新手段。以湖北为例,调查团队分赴不同的汉语方言点实地调查,并进行音、像摄录和语料整理。每个调查点,寻找4名“方言发音人”。这些“发音人”,需在当地生活时间较长、到外地较少,能说纯正地道的方言,调查团队将对他们进行语音采集。而在上海、江苏、山东等地,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等相关依托新媒体渠道的保护举措,也正在推进之中。
  留下方言,留下乡音,才能更好地赓续关于乡愁的记忆。别让“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场景,只存在于诗词中。

  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不对立      姚羽
  我们提倡研究和保护方言,不仅仅因为学术需要,更因其有很多的社会价值。方言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具有长远意义,如同物种意义上的不可再生性。我们今天仅用短视的眼光看待方言,可能看不到它实在的价值,但如果因此忽略它,任其消失,则是不可还原的。
  方言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方言是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比如湖南花鼓戏,以其特色与影响带给人们独有的艺术享受;第二,我们用传统方式做训诂研究,解释古代文献词义、句字,需要借助方言;第三,语言的多样性是丰富人类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观念:只有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才能精确表达人们心灵最深处、最复杂情感。没有乡音,无以慰藉乡愁。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一种知识体系,都是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地域生活多年之后文化风貌的呈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应该允许人们用方言来表达情感。
  方言能极大增强同一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也会在人们跨地区交往中造成一些困难。在现有的交通通讯、信息化的背景下,方言差异性减少、普通话影响扩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现实。考虑到方言的价值,我们希望方言不要以这么快的速度退出社会生活,希望方言在更长的时间里能以一定形式得到传承。
  据统计,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使用不止一种语言。因此,我国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没必要将方言保存保护与普通话推广对立起来,双语双言、多语多言应是社会之常态。社会要逐步养成双语双言、多语多言的状态,并习以为常——我们在完成不同的社会交际功能、适应不同交际场合时,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
  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多言多语应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这实际也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常态。中国南方地区多言环境情况较多,尤其像广西这样的地方,一个人往往会说几种方言,比如西南官话、粤语、客家话,有的还会说壮语。这是百姓自然而然掌握的,并不存在学得多就学不好的情况。因此,在目前环境之下,城市的家长不用担心孩子以后普通话说不好,要让孩子从小有机会说方言,与普通话同时接触。研究表明,实际从小处在多语状态的人,脑部神经系统的发育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双语多语环境下的孩子在智力发展过程中,并不会吃亏,反而还更有优势。
  不过,方言毕竟是触动人们敏感认同神经的因素,因此在多语多言的社会里,使用不同方言的人,要有语言使用文明的意识。这种文明意识,说到底就是要兼顾对方的心理状态,并成为一种习惯。在交际的现场,方言的使用要掌握度,要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这种文明意识不是短时间能形成的,但我们在进行方言传承和保护时,也要把这种意识传播出去。我们并不鼓吹方言独大,而是主张构建一种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

  保护方言首先要剥离“身份歧视”      俞菀
  要不要教孩子说方言?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惑。矛盾的焦点,除了说方言会不会影响普通话发音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方言背后的“身份歧视”会不会代际传承。别的小朋友都说着“高大上”的普通话,你家孩子突然冒出一句方言,会不会一下子就“低粗土”了呢?
  千百年来,汉语方言土生土长在农村。可是中国农村的地方文化早已支离破碎,方言的文化自信也渐趋于无。到2030年,我国城市和城镇化比例将达到70%。于是有人调侃,未来中国的汉语方言大约也就剩下京津冀、吴越徽和闽粤台等语系了。如此看来,倒不是不可能。
  我们身边,有一些人因为担心被戴上有色眼镜而不愿意说方言,更别说保护方言了。部分流动人口,为尽快适应流入地的社会文化,会刻意冷落、遗忘家乡的方言,转而熟悉、学习流入地的方言。看似乡音的切换,实则是渴望身份的转变。
  由此可见,保护方言,首先要剥离方言背后的“身份歧视”。说方言不等于没素质,只不过要注重语境和场合。歧视方言主体,对地方语言文化特色没有包容力,才是真的没素质。
  再者,方言流失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方言传承也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不堪一击。在大浪淘沙、去糟粕取精华的过程中,劳动人民的智慧会赋予它新的生机。
  一直以来,舆论焦点往往放在方言的保护与推广普通话之间的矛盾上。其实,问题关键并不是方言该不该保护,而是什么样的方言值得保护——这是内涵和范畴的问题,也是定位和功能的问题。
  从语言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作为文化的方言”和“方言文化”并非同一个意思。笔者认为,“作为文化的方言”能够较好地摒弃方言背后的“身份歧视”,将方言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文化现象来审视,并加以保护和传承。具体来说,大致包含三个层次。
  一是作为历史记忆的方言——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全中国以汉语方言为母语者有11亿。所以方言或许是乡愁最直白的表达了,就是你一听我说出口就能热泪盈眶,本来要握手的也立马改拥抱了。
  二是作为审美认知的方言——体现并传承地域独特文化之美,社会核心价值中的真善美。比如上海话里,“222”中三个“2”有三种不同的发音。衢州话中,“下雨”为“落雨”,茄子叫“落苏”;义乌话里筷子念“箸”,吃饭叫“食”,都保留了比较优雅的古语发音。
  三是作为族群识别的方言——方言和俗语息息相关,串联起“约定俗成”的族群识别符号。比如温岭人之所以为温岭人,从方言中就可以感受到海边独有的潮湿气息——有一种争分夺秒叫“赶潮落水”,有一种搞不清楚叫“买咸鱼放生”……正如网民“BY858”所说,普通话或许可以让你走得更远,但方言,却可以让你记得从哪里出发。

  方言就像古建筑,要保护勿强拆
  刘祥柏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方言与通语是相对而言的,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人把方言和普通话当成对立面来看待,看不到两者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这是很片面的。在普通话已广泛普及的今天,方言传承与保护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探讨。
  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可以说,方言是普通话的根源,离开了方言,普通话就缺少了源头活水,发展繁荣就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各地汉语方言是自古传承下来的汉语实际存在形式,是认识、了解或研究汉语史的重要途径;各地方言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存在、发展和繁荣的语言载体,特别是包括地方戏剧曲艺在内的地方文化最为重要的语言载体。
  通过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同源关系,研究语言谱系,构拟古代语言的形式,是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100年前,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在中国各地调查汉语方言多达20多种,最终写就《中国音韵学研究》这部巨著,开创了中国音韵学的新时代。他正是在调查分析中国各地方言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构拟汉语古音系统,从而做到这一点的。
  通过研究汉语方言,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和研究古代汉语及其发展历史。比如,广州话“慢慢行,唔使走”,意思是“慢慢走,不用跑”,其中“行”的意思是“走”,而“走”的意思是“跑”,这与古汉语是一致的。类似的词例不胜枚举。熟练掌握方言,有利于学习、掌握古汉语,有利于把握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熟练掌握普通话。
  中西方交流离不开语言交流,而语言交流的历史总是能追溯到汉语方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交流。有一些外来词是通过汉语方言进入汉语的,比如,英语的sofa,正是通过上海话“沙发”进入汉语的;一些著名的世界地名、人名的音译,往往也与早期南方沿海的通商口岸方言有关,比如America翻为“阿美利加”而不是翻作“阿美利卡”,Canada翻为“加拿大”而不是“卡拿大”,Galileo翻为“伽利略”而不是“嘎利雷欧”,也都与南方方言引进这些专名的读音有关。对这些方言现象和规律缺乏认识和了解,很可能就会对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很多问题无法理解。
  汉语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语言载体。各地民歌、民谣、民谚以及快板、鼓书、说唱等,依赖于方言才能具有押韵、谐音等效果;而地方戏如越剧、粤剧、黄梅戏、豫剧、评剧等,都是各地方言的戏曲艺术,换成其他方言或普通话,就会失去其基本的声腔特色和地方韵味。
  乡土乡情乡音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感情维系所在。很多地方有这样的祖训,“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有意或无意忘记自己父老乡亲的语言,阻断下一代对祖宗言的传承,或多或少表现出对家乡父老的一种嫌弃心态,无形中认为他们土气、不时髦,“理直气壮”地跟自己家乡父老切割,摆脱母语方言,语言态度上走向趋炎附势,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百善孝为先”这种传统文化基因的背离。
  炎黄子孙远离故土乃至孤悬海外,常常能不忘乡音,乡音成了故乡的情感符号和情感纽带。海外方言的根在国内,国内各地方言的传承,正是保存世界各地海外汉语方言的根。海外华人的故土情结和寻根意识体现方式之一,正是方音寻根。国内各地方言渐趋消亡,海外汉语方言也就失去了乡音这个根,不利于各地华人的民族认同,也不利于海外游子家国情怀的延续。
  提倡方言传承和保护,并不是要放弃普通话,而是说在掌握好普通话乃至掌握好外语的情况下,不能把自己的方言就给放弃了,彻底忘了。家乡父老说的话,他们日常的情感交流语言,每个人应该也要能理解、能掌握、能传承。
  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要积极运用多种媒体方式记录各地方言,允许方言小说、方言影视、广播、电视节目适度存在和发展,使得人们有机会接触方言及方言文化。方言趋于消亡,这个大趋势可能无法挽救。但要创造机会让下一代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学习方言、传承方言,了解、认识方言的文化价值。方言就像是古建筑,要保护,要传承,避免强拆,避免人为摧毁。
  当然,保护不是圈起来不让看、不让碰。要想办法让感兴趣的人接触、了解、体验到方言的魅力。要把越剧、粤剧、南音、黄梅戏等地方戏唱到全国、唱到全世界去,让各地人们都有机会接触、欣赏这些传统文化,进而接触、了解汉语方言,并让感兴趣的人去传承汉语方言。我们应该避免出现这样一种尴尬的情况:中国人自己不大会说中国的方言,不大会唱中国的地方戏,只剩下一些外国人在努力说中国的方言,唱中国的地方戏。

  方言:式微挡不住,“留存”亦可贵      十年砍柴
  “你真是个崩子脑壳。”
  我母亲看到我的儿子顽皮时,喜欢说这一句话。儿子问我:“爸爸,什么叫崩子脑壳?”我竟然无法从普通话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替代。这是在方言式微、普通话一统天下的当下,祖孙辈交流时一种常见的尴尬。
  “崩子脑壳”是湘中方言,大概是说一个男性爱出头,容易被忽悠,有点缺心眼。用来说小孩多是表达亲昵,说成年男子则是贬义了。但这种解释我以为仍然不是很准确。方言的精妙之处在于,只有在那个语言场域中长大的人才能体察。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城市里长大。尽管每个城市所在的区域曾经都有过方言,但城市化社会到来,使得人们彼此交流必将舍弃方言而采用汉语的通用语言——即“普通话”。孩子会讲所在城市或父母家乡方言的越来越少,大多数孩子属于“没有方言”的一代。可以预料,随着这一代人长大成为社会的主流,许多方言将消失或成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使用的语言“活化石”。
  对这样的情形,我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感到惋惜和伤感,但理性告诉我,情感只能是情感,许多甚至说大部分方言正在消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我的湖南同乡、著名主持人汪涵发起的“響應”(乡音)方言保护计划,在语言学和文化学的意义上善莫大焉,但从语言用来人际交流的功能来说,汪涵无法也没必要去“保护”方言,因为他挡不住越来越多人用普通话交流而不会说方言的趋势。如此,“保护”方言无从说起。就像满语——曾是清朝的法定语言,现在也还保留有浩如烟海的满文史料,但日常生活中会用满语的已不到100人。
  尽管由于山川相隔、交通不便等原因,“十里不同音”一直延续到四五十年前中国农耕社会的末期。但借助统一的文字,使地域辽阔的中国人“书同文”,可以用一种文字进行交流。梁启超可以给张之洞写信,孙中山可以上书李鸿章。中国历代从来没有能力形成“语同音”,但“书同文”与“语不同音”一直相安无事地并存。
  统一的文字加上少数离乡外出做官或做买卖的人所用的“官话”,足够维持一个农业帝国内部必要的交流。举个例子,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寒暄两句,康有为用一口广东话大讲变法,光绪帝听不懂没关系,只要吩咐一句:爱卿呀,你上个折子吧。这便解决了皇帝听不懂粤语的难题。
  “语”和“文”的长期分开,也使方言成为一个人和一个地区居民最显著的文化标识。出门在外,亲不亲故乡人,“故乡人”凭什么来衡量呢,主要是说话口音相同或相近。因此,方言也成为一个人或一群人保持文化独立性乃至文化尊严最好的武器。在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官方语言不同的两国元首正式会见,即便一个元首对另一国元首所用的语言,如自己母语那样娴熟,但必须用翻译你来我往译一遍,原因无他,事关国格。
  随着中国城市化时代的到来,人员流动加快,“语同音”已是时代的必然,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也让“语同音”可以成为现实。
  从市场化角度看,商品、资本、劳动力三大要素的流动是否高效,基础是不同地区的人可以进行通畅的信息交流,那么大家都说普通话不是一个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必须这样做。国家法律之规定,广播和电视的普及,用普通话教学之推行,只是为了迎合这样的大趋势。
  在市场化大潮之下,标准化是一种趋势,个性化的东西将越来越少,不独是语言。就以养育婴孩为例,在前现代社会里,各地差别甚大,有各种不同的风俗。可到了今天,黑龙江的妈妈和四川的妈妈给孩子买的玩具,几乎是一样的标准,选择奶粉的品牌也可能趋近。在这样的标准化时代,孩子们从小用普通话交流,而不会或不愿意说方言,是很自然的事情。
  方言逐渐消失,就是标准化消灭个性化的大背景下一种必然。当然,普通话也有它的劣势。严格地说,普通话是一种人为规范的书面语言,表达的生动性自然不如方言。现代一些知名作家,如以北京话为底子写作的老舍和以西南官话为底子写作的沈从文,如果抽掉他们语言中那些地域色彩,置换成中规中矩的书面语言,他们的作品魅力将大打折扣。
  不过,我认为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无可奈何花落去”,许多方言逐渐消失,是时代使然;“似曾相识燕归来”,方言中一些精妙的词,也必然汇入普通话,使人际交往的词汇更加丰富。
  方言是保护不住的,消失就消失吧,历史上消失了多少语言呀。当然,从学术和文化的角度而言,采取现代科技留住祖辈的声音,让后人了解到曾经中国各地的人怎么说话,亦很有必要。汪涵的做法是值得肯定和钦佩的。